中国都市信息报讯：近日，东北低生育的困境引发关注。其实，早在20年前，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北三省就已坠入学者口中的“生育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0。《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年》显示，从2006年到2015年，东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21%，远不足全国同期水平0.5%，人口增长基本趋于停滞。

　　2月18日，国家卫健委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时表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随后引发关注。

　　昨晚，国家卫健委就答复再次作出说明，指出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

　　尽管如此，东北地区的低生育率问题仍是一个公共议题。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如何逃脱低生育陷阱，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提前陷入生育陷阱

　　家住长春59岁的刘女士，越发觉得周围职业的老年化倾向。“我年轻的时候，很多岗位都是年轻人的，比如说商场营业员、公园售票员等。但我现在逛超市，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上世纪80年代刘女士毕业后到学校工作，学校里的职工大多是20来岁的小年轻。后来，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尤其是我退休之前，2012年左右的时候，在我们单位打工的人几乎都是40岁左右的人了。”

　　在这次“东北率先探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题进入公众视线之前，东北人口生育困境已浮出水面。

　　总和生育率作为衡量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按照某年的生育水平或生育模式，平均每位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正常人口更替水平、保持上下两代之间人口的基本平稳，总和生育率一般要达到2.1，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5以下，有学者把它叫作生育陷阱。”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说。

　　来看东北地区的数据：2000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0.98、0.84和0.88，已低于1.0。十年后，2010年东北三省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为0.74、0.76和0.75，已经接近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的水平，在全国分列第3至5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北地区的人口问题不是两三年间才有的事情。“我们在关注东北经济振兴问题中发现，从改革开放以后，当地生育率就相对较低。”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排头兵的东北老大哥，1949年城镇化率已达到21.27%，1995年东北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9.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4个百分点。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人才到东北参与经济建设，所以东北人口素质在全国来看也比较高。人口学上讲，一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越高，人口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意愿就越低。因此，在没实行严格控制生育政策时，东北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了。

　　也就是说，近几年开始成为公共话题的低生育率以及生育意愿的转变，东北地区早已有了切身体验。

　　“经济发展会让人们享受到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孩子养育成本上升，孩子的效用下降了。而在社会的发展下，女性受教育水平增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在学业及工作层面，因此生育意愿比较低。”姚引妹说。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她直言。

　　除却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对生育的自然“降温”，计划生育的国策则加速了东北地区向低生育率的转变。

　　宋丽敏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东北地区控制得比较严格。因为政策执行力度大，使很多人不敢违反生育政策，这又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相关，“单位人”多，易于通过工作、身份等进行控制。

　　“城镇化越是发达的地区，职工比例越高，他们不仅享有劳动保障，而且在住宅、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享有较高的福利待遇，一旦因违反政策而遭受处罚，受到的经济损失更大，不仅要缴纳罚款，而且对其升职、加薪造成直接影响，甚至面临失业或被注销城市户口。”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侯力曾撰文指出，很少有城市职工愿意为多生育而承担违反政策这种高成本，从而使计划生育政策在东北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前文中的刘女士回忆，此前的一个邻居，因为超生被罚款，工资降了级，生活也变得很紧张。“后来这个惩罚程度似乎越来越重。我们那个年代的工作和现在不一样，有人丢了工作可能真的就没有营生了。”

　　低生育格局已然显现

　　多重因素下，东北低生育格局已然显现。宋丽敏前几年在生育研究中提出了“生育意愿刚性”的概念。她解释称：人口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低就很难提升，进而形成一种惯性，不愿再多生育子女。

　　27岁的杨景尧直言自己这一代人多生的意愿不大。“我身边的同龄朋友，人在长春的大多数已经结婚，也有不少生了孩子。但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朋友生了二孩。”

　　2011年，辽宁省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

　　侯力指出，由于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东北2010年0-19岁人口占比已降至 6.01%。经过代际传递以及规模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未来20年东北地区育龄人口将进一步下降，必然会对生育水平下降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不容忽视的是，东北人口生育的雪上加霜更绕不开经济问题。此时，东北地区已经褪去老大哥的发展态势，进入产业转型的阵痛。

　　2015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相比2014年减少了9万；同时，辽宁也是2016年上半年GDP增速排名中，全国唯一一个负增长省份。

　　国家卫健委此次在答复中也表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2015年辽宁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体制转换及结构转型矛盾突出，人口出现了净流失。经济下行，影响居民的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及未来发展前景，所以就会出现人口外流。”宋丽敏称，我们研究时用常住人口减去人口自然增长数量发现，2000年到2014年，辽宁省年均净流入约5万人。从2015年开始，年均净流出5万人左右。

　　宋丽敏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做过微观研究，选择了1万多个样本，结论是：人口外流与经济增长速度、工资水平、对外开放度和人均资本水平关系最大。

　　她告诉新京报记者，东北流出人口中的高素质劳动力对这几个经济变量尤其敏感，可以说，东北地区流失的是高素质的、年轻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流入的是年龄偏大的、教育水平偏低的人口。研究发现，流入与流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近两年。

　　杨景尧2016年从吉林大学毕业后，先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来年便辞职去了北京，在一家报社做编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就常常感慨，如果这份工作是在老家长春就好了。”

　　这些年“回与不回”是杨景尧的日常“纠结”。“我是不是该向生活妥协，回家乡去。”直到2019年，北京的房东不想续租，让他做了决定，辞别北京的好友，回老家重新找了份工作。

　　经济下行与人口负增长，互为因果，不断循环。

　　根据《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

　　也就是说，东北三省一年减少了42.73万人。

　　人口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东北地区的数据不够乐观。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辽宁团多名代表聚焦人口生育率问题并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全国人大代表、中石油抚顺石化公司总经理李天书建议，关注东北人才流失和人口流失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大连外国语大学校长刘宏建议，国家在东北地区实施放开生育政策试点，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减缓人口下降趋势和老龄化速度。

　　昨晚，国家卫健委就此前答复再次做出说明，表示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需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据此，与代表进行了沟通探讨。并指出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

　　“东北的人口问题不是个别现象”

　　东北低生育困境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状况。此前，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东北的人口问题不是个别现象，可能代表了未来的一个趋势，甚至可能不可避免。”陆杰华说，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人们的生育观念在变化，有的已经不把生育当作必选项。加上既往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导致家庭规模本就在缩小，人口虽然缓慢增长，属于惯性增长，短期内仍有很大体量，但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陆杰华表示，现在看到的是东北三省，下一步可能是四川、重庆等西部地区，他们也有大量的人口外流。

　　如何逃出低生育陷阱？已然成为一个公共议题。

　　姚引妹表示，“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就此，她认为，国家卫健委提出，在一定基础上东北地区可探索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可以理解生育政策包容性的一种体现。

　　宋丽敏认为，养育子女过程中所放弃的人资资本投入和积累、影响职业升迁、影响休闲娱乐，挤占了大量时间、生活质量和职业成就，尤其是女性，损失更大，所以想法会更加减少。生育意愿低，不是东北独有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问题。

　　她提出，要构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有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生孩子其实是在为社会做贡献。不过，人的观念转变，需要一定时间，更需要制度支持。如果采取一些措施，让大家知道多生育的好处，会产生一定效果。”

　　具体措施方面，宋丽敏认为，税收减免是当务之急，目前个税对有孩子家庭每个只减1000元，这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建立发放生育津贴，根据生育胎次差别、孩子年龄差别，采取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度。

　　此外，她建议适当延长产假，同时建立一种性别平等的育儿假期。

　　“目前我国是母亲育儿多，父亲参与很少。2015年，我们做家庭生育状况调查时发现，父亲对婴幼儿的陪伴少到令人惊讶。”她告诉记者，因此我们认为，要贯彻性别平等的育儿观念，实现协同养育。欧洲一些国家实行育儿假期配额制，要求父亲必须休够90天，如果休不够，母亲的假期也要取消。这是一种非常友好的制度设计，会减轻女性养育子女的劳累和痛苦。

　　探索放开生育限制能“催生”吗？

　　国家卫健委的答复在朋友圈里刷了屏。不过和朋友们聊起来，大家的态度并不乐观。

　　刘果是吉林的一名事业单位职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无法想象有了第三个孩子得多累”，“没财力没精力，是我们东北中年人面临的普遍问题。”

　　刘果的闺蜜小贻在生二孩剖腹产时，直接做了结扎手术。“和小贻一样，我们连第二个孩子都是计划之外的。2015年，我的儿子出生后，我和爱人一直没有打算要二孩。2019年再次怀孕后，我和爱人顺其自然地想要生下来，也希望老大有了伴儿。”

　　“东北地区探索放开生育限制”是否能起到“催生”作用？刘果说，二孩政策放开后，确实也有朋友主动选择再生一个。但要说再要第三个、第四个，大家都提不起兴致了。

　　“人口学上有一个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生育孩子数量越多，边际收益越下降，边际成本越上升，导致生育意愿随着孩子数量增加不断降低。”宋丽敏解释。

　　“没自我、没时间、没钱。”哈尔滨的王莹(化名)直截了当地表示放开生育限制没有现实条件。

　　“在哪儿养孩子都要花钱，不是东北就花得多，但是东北赚得少。工资低、产业少，这些问题不是给几个学位这种配套政策就能解决的。”

　　经济压力是接受采访者们的共识。“目前东北的工资水平不高，但物价不低，要维持好一点的生活水平，多生孩子肯定负担不起。生了两个孩子的那位朋友，本身家境就很好。”杨景尧说。

　　国家卫健委在答复中提到一点称，要“研究实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需要配套出台的文件”。

　　姚引妹指出，与之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才应该是“症结所在”，从而解决不想生、不愿意生或者不敢生问题。“不敢生”的关键在于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较高，住房、生产、抚养、托幼、教育等方面的成本都非常高，生育之后照顾孩子的问题面临一定的困境，以及一些生育支持的公共设施。

　　“构建多元共治的生育支持非常重要。”姚引妹表示，多元共治的生育支持政策，应该是多个部门、多个群体的共同协作，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共同为形成较好的生育、抚养、教育等方面，出台相关的政策。

　　“国家卫健委提出东北地区可以开始探索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是一个非常好的风向标。未来，通过试点，我国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适时、适地逐渐开放自主生育。”姚引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