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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了五分之四

时间:2021/6/23 6:29:35 点击:

28年前的合影。前排左起刘桂玲,赵亮,赵计成,后排为房祥云。 受访者供图

赵尔永(左)和赵亮初次见面时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中国都市信息报讯:从小到大,赵亮都记得一个叫“连伟”的名字,但不明白它的含义。大部分记忆是残缺的。可以确定的是,他在5岁那年走失,进入国家救助体系,成了一名身世不明的孤儿。直到离开福利院外出谋生,他连最想念的母亲的模样都记忆模糊了,却莫名其妙仍记得“连伟”这个名字。

  这个记忆顽固地存在了28年,直到赵亮终于知道,原来“连伟”就是他自己,他真的姓赵,就连他出生的地方也姓赵,是山东莒县一个叫“赵家葛湖村”的地方。

  他第一次确认了自己的姓氏,此前的所有记录都不够准确。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儿童福利院里,一份属于他的档案记载,他的籍贯是山东,生于1987年6月1日。籍贯是准确的,因为他与家人失散时只有5岁,能够告诉别人自己从山东来。

  除此之外,就连姓氏都是随机填写的。他记得自己最早被送到收容遣送站,在那里,说不清姓名的失踪人口大多以收容登记时的编号作为称呼。这个孩子受到特殊照顾,得到了一个名字。

  他还记得工作人员给他起名的寓意,“赵亮”,百家姓的第一个,希望他将来有“亮亮堂堂”的生活。为他登记的生日则是6月1日——工作人员常将这个属于孩子的欢乐节日,作为那些可怜孩子的出生日期。

  成年后,赵亮仍会在6月1日这天喝点酒,庆祝“这个虽然不是生日,但还是有纪念意义”的日子。

  1

  在赵家葛湖村,这个孩子的失踪曾是一件大事。年过四旬的村民几乎都知道,1993年,村民赵计成、刘桂玲夫妇带着小儿子去黑龙江探亲,在牡丹江转车时,娘儿俩都丢了。

  邻居们还记得,刚出事那几年,赵计成的母亲经常急得骂:一个大男人,怎么出趟门就把两个人弄丢了?

  着急的亲戚历数他们不该出门的种种理由。那段时间,村里有年轻人出去当兵,也会在家书里问,“大娘寻到了吗?”

  赵亮只是隐约记得,先是父亲不见了,他跟着母亲。天黑下来,母亲还在找路,他在母亲的背上睡了好几觉。他记得母亲背着自己,踩着“两根挨在一起的铁管”过河,想去对岸亮着灯的人家求救。快到河中间的位置,母亲失足掉进河里。她在冰窟里,边呼救边将儿子托起,推向岸边。

  根据他模糊的记忆,他曾拽着斜坡上落着雪的枯草往上爬,拽断了,又滑回冰窟的边沿,母亲就再托着他往上爬。

  后来,他在一间暖和的房里醒来。屋里没人,他去外面找,看到成片的平房被一条铁轨隔开,在铁路边,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拦住了他。

  没有人能够佐证他的记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片段也越来越模糊。他进了收容遣送站,经常“使劲地想”一些问题,诸如当时父母带自己要去哪里,家在哪里,父母叫什么名字,以及,母亲从河里出来了吗?

  没有答案。

  后来他甚至怀疑,自己和母亲不是在火车站走丢了,而是被父亲“抛弃”了。

  “不然我爸为啥不来接我?”那是一个孩子所能想到的、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他说,自己逐渐忘记了母亲的模样和声音,但时常梦见母亲救自己的画面,哭着醒来。

  到最后,他只能记住“连伟”这个名字。

  赵计成则记得,1993年农历十月初四,他扛着一袋子从地里新收的花生,妻子背着小儿子,出发去黑龙江给岳母拜寿,顺便让老人看看还没见过的小外孙。他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在姥姥身边生活,已经能挣钱了。早些年,他岳父母带着家人从山东去黑龙江“闯关东”,在距离牡丹江100多公里的林场伐木、打熊、垦荒、种木耳、采野菜,安下了家。

  从赵家葛湖村到黑龙江细鳞河林场,有2000多公里路,他们预计要走5天——先坐三轮车到县城汽车站坐长途汽车,去济南换乘火车,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两次中转,到达离林场最近的绥阳站。

  赵计成记得,到达牡丹江火车站是十月初七下午,三个人已经在路上走了3天。离目的地只剩下100多公里,他们只要在火车站等一宿,第二天早晨的火车会很快将他们送达。但在牡丹江下车时,三口人被人群冲散了。扛着一大包花生的赵计成被人群推着走。他在火车站周围转悠到天黑,第二天,一个人到了岳母家。

  二儿子赵尔永当时19岁,他记得那天见到父亲时,自己刚从山上挖野菜回来。“我当时就想,完了,找不回来了。”他回忆,那时的火车站周边属于“高危地区”,有扒手,也有专门坑蒙拐骗、勒索抢劫的。

  转天,赵尔永跟着哥哥、姨夫和3个舅舅又坐车去牡丹江找人。他记得,他们去了火车站旁边的派出所,警察建议“先再好好找找”,他们最终也没有正式报案。

  “光让你找,让你好好找,可那么大个城市上哪里找呢?”他们找电视台,发现播寻人启事按秒计费,付不起。后来,在晚上10点多的一档广播节目后,播音员口播了这条寻人信息。“播完就说‘晚安’了,效果肯定不好。”赵尔永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

  他们在牡丹江找了近10天,直到花光了亲戚们凑的盘缠。一位算命的“半仙”,也从病急乱投医的这家人手中赚了300元钱。

  岳父母没忍心埋怨女婿一句话。赵计成回了山东老家,他想着,万一娘儿俩回家了呢。

  2

  那个5岁孩子完全不记得自己获救的过程。他进了收容遣送站,与没有身份证件的流浪汉、生活无着的精神病人等住在一起。根据档案记载,他1998年5月进入儿童福利院,以此推算,他在收容站里生活了4年多。

  他记得,收容站里,人们头挨着脚、侧身挤着睡大通铺,吃混合面的发糕,菜汤上漂浮的白菜会瞬间被夹光。

  他颈部的一条伤疤,是那段日子的记号。一名被收容的年轻人搞到了汽油,要学马戏团给大家表演“喷火”。赵亮在旁边端着汽油。表演失败了,汽油泼到他脖子上,烧伤一直到后脖颈。

  在那里,他有时一晚醒很多次,盼着第二天能有家人接自己出去。

  他记得在不同的收容站生活过,最初的那个收容站有个院子,他听旁人讲在夜里翻墙逃跑的计划。那些人的成功离开,让他羡慕不已。

  10岁那年,赵亮进了牡丹江市儿童福利院。他已经可以记住很多细节:1998年中国发生了洪灾,很多企业给福利院捐了奶粉和雪米饼,一年都吃不完;读小学四年级前,有专门的生活阿姨帮他们洗衣服、整理房间;过年时有吃不完的“硬菜”,孩子们把盘子里切好的火腿肠装进口袋当零食,苹果和花生用卡车运来;没有零花钱,他想法“以物易物”,通常用一种硬纸片叠的“方宝”,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参加了院里的鼓乐队,负责打小镲,没学过乐理,背下了“上上下下”的口诀。

  对福利院里上学的孩子,考虑到上学路上的安全,福利院实行集中上下学的形式——所有的学龄孩子按年级排成队,由福利院的老师护送到学校。赵亮反感这种串糖葫芦似的“长蛇阵”,他觉得“被特殊化了”,“同学一看就知道是福利院的孩子”。

  “有时在学校和同学们闹着玩,对方会起哄指着你喊‘没爹没娘的孩子’,那时候真的挺受伤的。”赵亮记得,当年身边的小伙伴有的父母离异,有的父亲在矿难中遇难,他很羡慕他们,“因为不管几个月还是一年,总是会有亲戚来看望。”

  2005年,他年满18岁,背着铺盖,带着日常衣物离开了儿童福利院。老师介绍他去一家造纸厂做了锅炉工。他至今都觉得那是份不错的工作——挣钱多,能学到技能,考取司炉工证在市场上会“很吃香”。

  但他3个月后就离开了。学徒工每月到手300元,勉强够伙食费。离开时,20多元的火车票钱是向同学借的。他穿着拖鞋离开,因为鞋坏了,买鞋的钱也没有。

  他去歌厅打过工,给客人放点播的歌曲。一次和同事争吵,对方说脏话,脏话里有“妈”,赵亮急了,和人扭打起来。水泼到光盘上。老板要扣他一个月工资。他悄悄离开,连铺盖都没拿。

  在社会上,他从不向别人提起自己孤儿的身份,“不想博取别人的同情”。朋友们闲聊,提到“父母”,他会躲开,因为担心对方下一句就问起自己父母。谈恋爱后,直到要见双方家长,他才坦承自己的身世。

  他对母亲的思念一天也没有停止。他试着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寻亲”,到网上发帖,加入了很多寻亲QQ群。但他能提供的信息很少,母亲的相貌他都不记得了,失散的位置也不能确定。2003年以后,原先的收容遣送站被救助站取代,当年的记录和人员都再难寻觅。

  2010年开始,赵亮不再寻亲了。靠打工时学的手艺,他和女友开了一家棉服加工厂,成衣主要销往国外。既是老板又是工人,一年也歇不了几天。

  有时候,他路过儿童福利院,会下车在门口站一会儿。他和其他孩子曾在那里玩“跑大锅”的游戏。对那里的生活,他感到怀念,但他也强调,“幸福谈不上,因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最想要的东西得不到。”

  3

  2021年年初,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赵亮只能居家办公,时间突然多了起来。女友陈婷(化名)鼓动他再次寻亲。他虽然“一点儿兴趣”没有,但还是答应了。

  陈婷在网上找到了“宝贝回家”的寻亲志愿者刘红涛,这个人是河南省中牟县的一个村主任,41岁,2007年开始帮人寻亲。从2018年起,他在抖音上发布了1800多个寻亲视频,帮助100多个人找到了家。不过,他对记者说,自己还不会用电脑处理信息,直到现在,每条寻人信息,他都工工整整抄写在笔记本上,再制作短视频。

  “家里种苹果、山楂,吃葱花饼,奶奶或外婆家里有一棵枣树,自己左眼扎伤过,脚二拇趾短一截。”赵亮按刘红涛的要求提交了“关于家乡和父母的记忆,以及自己一些身体特征”。2021年1月28日,刘红涛将赵亮这些模糊的信息和自拍照做成视频,发在网上。

  第二天,赵家葛湖村的一个村民和牡丹江市绥阳镇的一位居民——此人是赵计成岳母家的邻居,都刷到了这条寻人信息。他们分别确定这是当年走失的赵连伟,因为他和二哥赵尔永“长得太像了”。

  两名用户分别找到了赵尔永,赵尔永一刻也没耽搁,把赵亮的截图发给哥嫂。“我大哥看了一眼,说‘没错,就是了’。”他给刘红涛留了言。

  “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们见过很多“信息基本能吻合,双方匆忙见面认亲,然后DNA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空欢喜一场”的例子。刘红涛建议他们,先做DNA鉴定。

  赵亮从网上买了血液检测卡,扎破手指,将血滴在检测卡上,寄到了吉林省的一家DNA鉴定机构。在那里,工作人员将他的血样和赵尔永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结果认定,他们是“同一父系血缘关系”。

  陈婷也在抖音上发布了那条寻亲视频,巧合的是,这条信息也被那位绥阳的邻居刷到了。最后,没有通过刘红涛,赵尔永直接联系到了赵亮。他不好意思直接打电话,先加了赵亮的微信。

  双方微信视频聊天一接通,赵尔永没再腼腆,直接喊了句“弟”。他甚至觉得不用等DNA检测了——弟弟跟他长得太像了。

  全家人里,第二个加上赵亮微信的是在山东的大嫂房祥云。她在添加好友申请时写“我是老家这边的”。

  “你好”,双方礼貌地客套后,房祥云提议,“我爸在这里,我给你开个视频吧。”她担心老宅里信号不好,特地把赵计成接到自己家新盖的楼房里。

  “连伟”,赵亮在视频聊天时第一次听到别人喊这个名字。屏幕里是一个老人,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但他听清楚了“连伟”。

  这一次他明白,那个喊“连伟”的老人,是他失散了28年的父亲。

  父亲比他想象中要老。15分钟的视频通话是一次“身份确认”,房祥云在一旁帮忙翻译。赵亮提到小时候记得去过果园,赵计成赶忙补充更多关于果园的事;他描述记忆里老房子的布局,电话这头确认“就是这样的”。房祥云问他现在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有没有孩子,什么时候回家。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沉默。

  28年前,赵计成回家后,房祥云发现了他的异样:整个人垂头丧气,经常心不在焉,每天对着一张照片发呆。照片里有赵计成夫妇、4岁的小儿子和彼时未过门的房祥云。那是四个人应大儿子请求特地到照相馆照的,花了十几元,寄到大儿子手中。

  这张不全的“全家福”,是刘桂玲留下的唯一一张影像。赵尔永没有与母亲的合影,他翻拍了照片,在电脑、硬盘里备份了好几份。“我妈在我心里一直是照片的样子。”他说。

  4

  DNA亲子鉴定结果后,赵尔永和弟弟商量好,只要防疫政策一调整,他们立刻见面。绥化市疫情后“解封”那天,赵亮和陈婷连夜从工厂所在的绥化市赶回牡丹江,开了8小时。与此同时,赵尔永从吉林开车500公里到了牡丹江。

  刘红涛嘱咐陈婷,“录个视频、拍几张照片”,记录下兄弟俩见面的场景,他想放到网上,给粉丝们一个交代。

  “我说没问题,你不说我也会做。那么多人关注这个事情,必须回馈粉丝。”陈婷爽快地答应了。

  在约定的火锅店门前,她看到了比他们早到的赵尔永,她让赵亮先下车,自己要拍下兄弟的首次见面。兄弟俩没有拥抱,也没有表情的变化。两人隔着一米远,赵尔永和弟弟寒暄,“路上好不好走?”

  陈婷举着手机拍了好久,也没等到“热情感人的镜头”。

  赵亮进屋脱掉羽绒服,胳膊上的疤痕暴露出来。赵尔永眼睛一红,什么都没说。

  “我还需要问吗,我17岁出来闯社会,他受的这些苦我不问也能想到。”他对记者说。

  餐桌上,赵尔永板着脸“警告”弟弟,要对女朋友好,不然自己第一个揍他。这是赵亮小时候盼望过的,“犯错闯祸了能有家长揍自己一顿。”

  转天,赵尔永开车带着弟弟去了二姨家,那是赵亮和母亲28年前未曾抵达的目的地。对方见着赵亮忍不住抱着他哭了起来,赵亮眼睛发酸,没掉眼泪。

  “我其实哭不出来了。”赵亮说,自己的眼泪都在等待父母的日子里流干了,后来再怎么想哭也没有了。

  在那场团圆饭里,他们把最先刷到寻亲视频的那位邻居请到了上座。

  席间,赵尔永和舅舅发生了点不愉快。借着酒劲儿,他们争吵了起来。他不懂为什么弟弟回家这么重要的事,舅舅却以“黄鼠狼咬了家里的鸡鸭”为由,迟迟不肯出现。“我舅叹气,说你弟找回来了,你妈妈呢?还有点埋怨我爸当年没去报案的意思。”赵尔永那天喝得面红耳赤,“断片了”,后来的谈话他不记得了。

  舅妈第二天一早拨通了赵亮的电话,向他解释当年他们真的尽力去找了,觉得对不起他们母子。

  赵亮跟着哥哥去给外祖父母上坟。他听说,老人去世前,还一直惦记着走失的女儿和没见上面的外孙。

  接下来的日子,赵尔永几乎每天给赵亮发信息,内容无非“弟,在忙吗”“吃饭了吗”。房祥云也偶尔把带孙子孙女出去玩的视频发给他,告诉他村子附近新修了广场,偶尔还有热闹的集市。

  赵亮每次都字斟句酌地回复。即便只回复“过年好”,也要加个句号。亲戚们纷纷来加他微信,他的好友列表里突然有了姨、舅、哥、嫂、表姐还有外甥、侄子等一大家子亲戚。但他从不主动联系。必须联系的时候,他会请赵尔永帮忙沟通。二哥是他和这个家联结的纽带。

  “也许是我的不对,人情关系我不会处理,也许是因为没有真正和家人一起生活过。”两个哥哥离家打工时,他还不满3岁,赵亮对他们没有印象。

  在儿童福利院生活时,他经常幻想自己能有个弟弟或者妹妹,“这样万一我爸不要我了,我就照顾他,领着他生活。”

  事实上,他习惯为别人着想,和人相处时总扮演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在工厂,他每天早上提前帮工人烧一壶开水,允许员工自己调整打卡上班的时间。有客人到访,他提前买好水果去车站接,第二天掐着时间为对方点早餐外卖。“我想给他们那些我渴望过的东西。”

  5

  真正要回家的时候到了。

  赵尔永平日主要靠开大货车挣钱,有段时间在机场附近干活,他近距离拍下飞机滑行、起飞直至飞入云端。这次,哥儿俩各自花了1000多元买了从长春回家的机票,赵尔永有点心疼,但坐飞机节约时间,弟弟的工厂等着开工。

  2021年2月20日,在赵家葛湖村,赵计成和弟弟等几位至亲站在院子里等着儿子。

  飞机上,赵亮还在盘算,回家见到父亲,要不要哭?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怨恨要怎么发泄,是不是要当面狠狠地埋怨父亲几句?

  想象的一切都没有发生。父子俩握了一下手,没有哭。他对父亲完全没有印象。关于父亲,他隐约只记得一个场景,自己小时候父亲坐在门口抽旱烟,但他看不清脸。

  “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结束这些年的分开,然后重聚。”赵亮说,“看到我爸,我能想到我丢了28年,他也内疚了28年,我们过得都不容易。那些所谓的恨一下子就没了。”

  家里远比他想象的破败。父亲住的房间,除了父母结婚时的两个柜子,再没其他像样的家具。木板床四角各立一根竹竿,上面挑着一张雨布。下暴雨时,能防止水落到床上。墙上的水泥只抹了一半,杂物堆在靠边的桌子上。一口挂钟还在认真地走。

  “甭管多大岁数,得‘支棱’起来啊。”赵亮对父亲对付着过日子有些不满。

  在很多方面,这个家的时间,停在了他和母亲走失的那一年。

  当年,赵计成夫妇探亲出发时,原打算至多外出半个月,家里的新房子正盖着,需要人手。等他回来,一间房子盖到半截,他不操持盖下去了,水泥沙子就堆在房前。

  直到今天,半截房子仍在那里,赵计成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没人住就不盖了。”

  赵计成把赵亮拉到一边。“这是你的房子,爸一直给你看着呢,”他小声告诉小儿子,“我还有几万块钱留给你。”他把家里的宅基地分成3等份,大儿子和二儿子早已盖上了房子。他住的地方,是留给小儿子的。

  赵亮觉得心酸。父亲守着破败的房子,像守着宝贝一样等自己回家。“虽然我小时候没有体会过‘父爱’,但现在我觉得很真实。除了温暖,还有点愧疚。”

  房祥云也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她刚来到赵家时,赵亮已经会走路。婆婆外出,他老是跟在自己身后转悠。他们走失的头几年,她还会经常梦到娘儿俩。她也有些懊恼,赵亮完全不记得她了,这次回来都没和她说上几句话。

  赵亮找回了父亲,还有生日,还有一大串亲戚。父亲告诉他,他的生日是八月初十,但不知道是农历还是阳历。远亲近邻都来看他。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塞给他红包,说这是孩子回家的习俗,她是看着赵亮母亲长大出嫁的。

  莒县是一个千年古县,曾是一个小国的都城,“毋忘在莒”就是那里诞生的一个成语,有“不忘前事”的意思。

  长辈们劝赵亮将工厂搬回山东,他们已经打听好了几个办厂的地方。他们唯一没问出口的问题是,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父亲家里没有地方住,赵亮住在二哥家。亲戚来了一拨儿又一拨儿,他们几乎每顿饭都在饭店吃。他给人敬酒,但参与不进他们的话题。语言是他在这里最大的障碍,他绝大多数时间听不懂人们在说什么。

  赵亮很想知道关于自己小时候、关于家庭和那次远行的故事。但即使回到了家,这些他也一句都没问出口。

  “我二叔说我小时候淘。我就想知道,我到底怎么淘气,但他话说到这就停了,我就没问。”赵亮说,“老问这些,会让人家误会‘你是来追责的’。”他说不知道怎么和家人相处。

  “我最生气的是,孩子丢了,你为什么没想到到收容遣送站这地方去找。”赵亮觉得大海捞针似地寻找大可不必,“按照正常的逻辑,孩子丢了就去这几个地方找,然后到派出所去报案。”

  去年,赵亮和女友养的狗在街上被人抱走,他们沿着街道从白天找到夜里两点多,凌晨5点又起床去找。后来,他们又去报警查附近路口的监控视频,最终找到了。

  赵尔永记得,弟弟试探着问过他“你们当初为什么不找我呢”,只低声提了几次。赵尔永“说不清自己心里的感受”,他叹气,“可能是因为那时候俺们法律意识淡薄,懂得少。”

  在老家,赵亮一共待了两天。他没来得及四处转转。他听说山上的苹果树“早推平了”。他对过去有点好奇,“你说我就愿意听”,但他又一句都不想问,“可能还有怨气,可能因为我妈还没找回来。”他想过,如果母亲在家,他想缠着她讲上一天一夜。

  信息一点点拼到了一起:赵亮回家后,亲戚们终于知道,他和母亲在那次落水后已经失散了;赵亮则终于知道,他为什么没来由地爱吃葱油饼,习惯了将苹果煮着吃。亲戚们告诉他,那都曾是他母亲的手艺。他的胃还残存着一些与母亲有关的记忆。

  28年前,44岁的刘桂玲比丈夫更期待那次外出。近20年里,她没出过远门,没回过娘家。赵计成知道,妻子想念另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二念完初中就去了黑龙江,跟着舅舅们打工。老三赵连伟是她快40岁时生下的,去田里、山上干活时,她把儿子背在背上。刘桂玲话少,勤快,农闲时,还要到村口的作坊里打零工。

  那时,赵计成在生产队每天挣两角钱,农闲时他和村里人一起去黑龙江和内蒙古伐木,每天挣7元。村里大部分人靠“闯关东”挣下的钱盖房娶媳妇。那条路,赵计成往返过很多次。他清楚记得,两个大人的往返车费一共124元,这让他们着实心疼了一把。

  回家后,赵亮告诉父亲,自己还想再把母亲找回来,或者能找到当年从冰河里救了自己的人,当面道谢。

  全家人都应和着他的说法。尽管他们暗地里都相信,刘桂玲凶多吉少,即便还在世,她也有72岁了,她能看到寻找她的信息吗?

  赵亮也没告诉他们,他想找到母亲,但内心又希望母亲已经过世了。“不然她到这个岁数,孩子和家人都不在身边,身上和精神上肯定受着折磨过日子,那样的话,我更希望她已经不在了。”

  离开家时,赵亮提议,父子三人拍一张合影。照片里,赵亮的手自然地搭在父亲肩头。

  前一晚,赵计成攥着两小兜花生和虾米来到儿子的房间。“你带上,我不吃。”他用近乎不可反驳的语气对赵亮说。他又从怀里拿出10张面值100元“连着号”的崭新钞票,塞进儿子口袋。

  他还把家里唯一的一张照片给了小儿子。回到牡丹江后,赵亮把照片锁在了保险柜里。

  赵计成保留了属于他的纪念。很多年前,他把妻子和小儿子的衣服收拾到一个包袱里,压在箱底,从不示人。房祥云见过这个包袱,想要拿走,他不让。

  “娘儿俩的全部衣服也没几件,不占地方,不碍事,就放这儿吧。”赵计成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那时几年才做一件新衣服。

  赵亮不知道那个包袱的存在,父亲也没向他提过。

  陈婷建议赵亮,可以把父亲接到黑龙江,尽管两人还没买房子,但一起租房也可以。赵亮担心父亲换了环境不习惯,也担心他们跨越不了语言的障碍,沟通不了。不过,他承认自己有了新的牵挂。有时想晚饭时间给父亲打电话,又怕父亲已经睡了。2021年父亲节这天,他给父亲打了电话,内容主要是“吃了吗”“怎么样”和“注意身体”。

  4个月里,他们通话3次,赵计成都记得。提起儿子,他眼里有光,高兴地说,“连伟来过好几通电话啦!”

  赵亮现在认为,亲人“意味着全部”,“比如如果他们生病了,需要我身上的肝或者肾什么的,那我用不着想,我会毫不犹豫把我的给他们。”

  “现在我只希望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一起多待几年就几年吧。”他说,“人生没有几个28年。”

  疫情冲击了他们的生意,赵亮仍想多赚点钱,把父亲的房子收拾一下。他还打算把户口从福利院迁回老家,把用了28年的名字也改掉。他不想再以别的名字生活了。他是赵连伟,那是父母给的名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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