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与收购、贩卖鹦鹉有关的案件在罪责刑适用方面引起社会关注。如2018年4月份，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王鹏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案二审进行公开宣判，判处王鹏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此前，王鹏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此次贩卖鹦鹉的闵氏夫妇不起诉案无疑显示出更为鲜明的司法导向。

　　刑法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同时，根据相关规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也就是说，除纯正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外，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也在保护之列。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对生态资源保护力度的加大，部分原本“濒危、珍贵”的野生动物得以繁衍壮大。而且，随着人工驯养技术的发展，一些野生动物通过人工繁育后不再具有“珍贵、濒危”的属性和特征，即不再具备刑法所特殊保护的特殊性。此时，如果再拘泥于将收购、贩卖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显然过于苛刻，且有违客观现实，超出部分行为人对法律的认知和预判。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收购、贩卖、饲养人工繁育鹦鹉的行为，虽然具有行为违法性，但行为人并未食用、杀害，反而因为饲养和再次繁育行为客观上扩大了这些野生动物的数量，更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也就是说，此类行为的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甚至是没有社会危害。如果依然教条地对其课以重刑，就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能起到教育公众的效果。

　　2020年12月18日，“两高两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犯罪的指导意见》明确，“在认定是否构成犯罪以及裁量刑罚时，应当考虑涉案动物是否系人工繁育、物种的濒危程度、野外存活状况、人工繁育情况……以及行为手段、对野生动物资源的损害程度、食用涉案野生动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等情节，综合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相关定罪量刑标准明显不适宜的，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妥当处理。”

　　江西南昌闵氏夫妇贩卖费氏鹦鹉案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不被起诉是对前述权威意见的生动实践，兼顾了法律与民意，做到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