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和野岛刚老师约在东京文京区的大冢车站见面，一起去附近的中国研究所。他将担任我演讲的翻译。

　　文京区是东京的核心区，很多文化机构都设在这里。和附近的东京大学比起来，中国研究所就显得太过寒酸了。那是一栋两层小楼，狭窄的楼道，演讲的地方是一间会议室，只有十几个座位。投影仪可能是十几年前的产品，主持人花了好大一会儿，才调整好角度。

　　在东京，高大上的中国研究基地有好几家。早稻田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所，以及东京大学的社科研究所，都是当今日本进行中国研究的主力。但是我到的这一家是最特别也是最古老的，研究所的老师骄傲地介绍：它成立于1946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早三年。

　　说是演讲，其实是小范围的交流。当天来了15个人，除了两位媒体人士，其他都是各个大学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教授。一位长者看上去已经80多岁，有些耳背，听的时候一只手始终放在左耳边，像一个“扩音器”，演讲结束后还非常认真地向我提问。

　　这次演讲，我还挣了2万日元。演讲完就领了现金，装在一个信封里。理事长杉山文彦带点歉意地说：“在日本，演讲费用通常比这个高，不过我们真是没钱啊。”后来我了解到研究所的经费来源，感到抱歉的就是我了，很想把钱还给他们。

　　所有的研究员都不从这里拿一分钱，并且还要缴纳不菲的会费。“最贵”的是“赞助会员”，每年10万日元；接下来是“所员”和“研究会员”，分别是24000日元和9600日元。福利是可以看研究所的藏书和资料，但还要从事编辑这种义务劳动：这个研究所每月出版一期50页左右的《中国研究月报》，每年出一本500多页的《中国年鉴》。

　　我在他们网站上查到一份2015年的“贷借对照表”，那一年研究所的经费是1600万日元，换算成人民币也就100万；2014年只有669万日元，才40万人民币而已。研究所的家底，就是这一栋老房子和这块地了。

　　据说，每年的“会费”还不够当年开销，靠着成立时募集的那笔钱，研究所才能支撑到现在。

　　演讲后，大家一起吃饭，我支支吾吾地向他们提了一个建议：这样的机构，可不可以和政府或者大企业合作，是不是可以更好地解决经费问题？一位法政大学的教授貌似赞同我的看法，他自嘲道：“我们这些臭知识分子，就是有些臭毛病，不愿意拿政府和大企业的钱。”机会也不是没有，但是，不管是谁担任理事长，似乎对这样的事都不太上心。

　　这正是中国研究所这样的“一般社团法人”的可贵之处，说穷酸也好，洁身自好也罢，最终研究所就这样保持了独立性。或许，正是这种独立和清白，才是吸引那些教授们愿意贴钱贴时间编杂志和年鉴的原因。

　　如果要经营研究所，当然也会有一些办法，但是那又有什么特别的魅力，值得一群大学教授去追求呢？

　　吃饭时还喝了一种叫“晴耕雨读”的日本酒，大家都对这个酒的名字赞不绝口。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读书人都有这种朴素的追求吧。70年过去，几代“研究员”前仆后继，虽然从空间上看，研究所是逼仄的，但是从时间的意义上，这却是不朽的事业。

　　参加饭局的一共五人，除了我和野岛先生，另三人是研究所的理事长、常务理事和一位重量级研究员。最后，三位研究员AA，分摊了饭局的花费。“真不错，这顿饭并不贵。”大家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