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信息、中国都市信息报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于3月20至22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线上线下同步举行。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荣休教授南希·斯诺出席并发表演讲。

　　南希·斯诺表示，一个人的公共责任可以等于集体的独裁主义，另外一个人的公共责任也可以从极端自由主义的角度考虑。脸书有一个超大的园区，她觉得这家企业产生任何知识没有任何媒体责任，它永远说自己是“平台”或者“提供中立内容”。

　　以下为演讲实录：

　　南希·斯诺：谢谢史院长。我一直在关注我们的发展高层论坛，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互联网之前和之后有些什么变化。在美国的南部，我长大的时候我们会听到融合之前和融合之后的讨论。但是今天早上让我感觉到印象深刻的就是今天早上听到了基辛格教授的演讲，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我们知道基辛格来到中国，并且推动了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缓和，通过乒乓外交缓和了两国的关系，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历史性的时刻。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我现在在东京，但是我希望能够来到北京，因为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来了，非常想念各位。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届论坛当中。

　　我非常赞同达雅·屠苏教授的想法，他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的确应该有很多公共品和公共责任应该承担。

　　我本身会做很多公共外交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定义什么叫做公众。在这个背景下，什么是公共责任呢？谁的互联网呢？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话题，不管从意识形态、文化、地理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公共责任可以等于集体的独裁主义，另外一个人的公共责任也可以从极端自由主义的角度考虑。从互联网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万物互联网或者是信息高速公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提出了这个概念，现在我们有暗网、深网的概念。在互联网有很多不同的层级。

　　社交媒体的企业，我不知道发言人是否知道脸书总部，差不多两年前的时间，我去了之后感觉完全到了另外一个星球。脸书有一个超大的园区，我觉得这家企业产生任何知识没有任何媒体责任，它永远用“平台”或者“提供中立内容”。我当时看到非常沮丧，我自己是搞教育出身的人，我教我自己的学生所谓要承担社会公共责任，互联网要承担这种公共责任，期待大型企业有所改变，大型企业太大了，它们已经成为社会公共责任的仲裁者，它们现在没有任何动力提供公共品，推动公共的利益，它们要搞广告，要挣钱。像这样的一些企业，信息的共享可以不是共享信息，它是鼓励大家出钱跟别人共享信息，有点像在线赌场一样。

　　我们这些社交媒体的用户，所谓信息的共享实际背后都是被有独裁统治利益的大科技企业控制的，他们对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都知道，但是我们对它们一无所知。

　　在对话和交流过程中，对数字经济大家鸡同鸭讲。今天这些媒体，新闻媒体可能被大企业独家控制的，所谓的公共，所谓的居民，公民的词汇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些私营企业自己的文化，如何让它对公民，对大众负责呢？我们传统精英媒体，所谓的过去《纽约时报》纸媒，它们也不得不走这条路，必须要有自媒体，必须要有社交媒体账户，让大家在数字平台关注它们。而且现在在线的报刊也跟踪用户的喜好，这样最后能够分析出消费的偏好。过去所谓时尚的媒体，这种所谓的高端媒体卖的不是新闻，过去是鼓励大家更多思考、批判。现在公民更多的是看新闻品牌，这个新闻已经退化成为可以消费品牌的商品了，而不是鼓励人们批判的思维。人是有获得信息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关键性的自由，但是也必须要进行合理的监管，这样要进行媒体素质的教育，让大家了解我们所在的互联网的世界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像硅谷、大型科技企业自己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就跟它们完全隔离开，我们可以说它们在规模上有垄断，之前很多专家都指出这点。但是我们要与他们合作，只要他们能够充分地了解他们的这种权利，正向使用这种权利，可以创造巨大社会公共的财富，我们觉得不应该直接打击他们说，我觉得他们有点像铁轨，不能为了打击他们，把铁轨拆了。我们进行正向推动，可以使铁轨承担更多公共利益。

　　作为公众应该更好理解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自己也是旁观者群体的一员。在网站卡通当中就提到现在尊重品牌，进行自主选择，选择也是也力量的，大家告诉我们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但是现在要考虑自己在接收这些新闻的时候自己消化过吗？你进行主动选择过吗？我们自己变成了机器人(11.510, 0.17, 1.50%)一样。我们自己不思考、不选择，让他们随便推送什么新闻，导致我们自己随需应变就选边站，让打标签的方式轻松控制操纵我们的思想，这导致不同社会群体的割裂。我们自己也要发展思维的能力，对话和辩论的能力，能力培养出来之后才能使得我们更好地把握数字的时代。

　　现在也有各种操作的情况。

　　我们作为政府、企业、公民，必须要达到一个平衡，就是所谓过度地消费媒体，以及保持克制力之间要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