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年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就此，确保除身体原因不具备学习条件外，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的“控辍保学”攻坚战正式打响。
由此，“控辍保学”也被宣传为一种正在生成的中国经验，“一个都不能少”成为控辍保学政策意欲实现的目标。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笔者调查的广西H县将“控辍保学”进一步操作为“双线四保”和“五级联保”。
“双线四保”中的“双线”，即教育线、政府线。其中，教育线的“四保”为“教育局包镇、校长包学校、校领导包年级、班主任包人”，政府线的“四保”为“县领导包镇、镇领导包村、村干部包组、组长包户”。而“五级联保”中的“五级”，为乡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学校。
在攻坚战思维和考核压力的主导下，“控辍保学”成为一票否决的中心工作之一，于是治理资源围绕包保学生被不计成本地高度动员起来。
然而，如今因贫辍学者事实上基本已不存在了，大多数辍学者都是因厌学而辍学。如果不改换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的观念，自上而下投入的大量治理资源只会被白白消耗，起不到任何实质效果。
结果往往是，辍学者及其监护人并不认为接受学校义务教育是一种“义务”，反而由政府承担起无限责任，辍学者及其监护人成了政策的客体，成了配合政府完成上级政治任务的工具。
二
2019年开学，H县A镇全镇所有初三年级，共有80多个学生辍学。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截图
在“双线四保、五级联保”和“一个都不能少”的政策压力下，包保人或者亲自去打工地接辍学者回来，或者给辍学者的父母车费，委托父母去接。这些包保人跟笔者反馈，他们要三番五次地对辍学者及其监护人进行苦口婆心的动员，甚至到了“求爷爷、告奶奶”的地步。
不过，即使是包保人亲自去接，也并不一定成功。比如副镇长去外地找到一名外出打工的初中女生，专门给她300元路费让她回来，结果这名女生当面答应并收下了钱，最终却没有返回，相当于骗了副镇长300元。
为了保证好不容易接回来的学生不再次辍学，包保责任人也费尽了心思。比如，有校长围绕小学三年级的包保学生转，每天亲自开车接送他们上下学。一些包保学生虽然勉强重新走进课堂，却并不学习，反而在课堂上大吵大闹，不服从老师管理。为了保证基本课堂秩序，不影响其他学生上课，校长只能为他们开热点，让他们玩手机。
但这些包保学生对其他学生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课堂讲话、不听讲。有些包保学生身纹纹身、顶着红头发，穿着洞洞衣、洞洞鞋，一副“杀马特”形象。打工归来的他们，不停地向其他同学灌输他们的厌学观和混世心态，还宣称“老师说的都是错的”，消解老师在其他同学面前的权威。
为了在尽量减少包保学生对其他学生造成影响的同时，又能对上级维持一种辍学率逐渐下降、逐渐逼近“一个都不能少”目标的表象，基层干部只好摸索着打政策擦边球。
根据监督考核标准，若学生持续1个月不上学，就要成为公开管理、由上级直接监督的“辍学生”，并被算入辍学指标。因此，对于实在不服学校管理的包保学生，学校允许其只用一个星期来学校几天，其他时间可以在家玩，到中考的时候再参加考试。还有的乡镇采取的办法，是将他们送到职校，专门开设优待他们的VIP班，既不用他们出钱，也没有任何老师敢教育他们。
三
非贫辍学现象是结构性地产生的。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广泛存在。比如在日本，“不登校现象”也是一类引发社会关注的话题。
不过针对“不登校者”，这些国家的解决方案是完善非体制教育体系，并努力提高其社会认可度，将学校教育相对化。在学校教育方面，不是力求消灭辍学者，而是让辍学不成为他人所模仿的行为，尽量减少这种现象的扩散，利用社会机制自发对其进行限制。
而在“一个都不能少”的“控辍保学”攻坚战中，“辍学现象”被高度政治敏感化，社会责任被高度国家化。
原本在广西这样的宗族性地区，父代只重视对子代的养育，即“只要长大长好，不出安全事故即可”，家庭对子女的教育预期并不高，因此“若孩子不喜欢学习，初二毕业不上初三，出去打工”是理所当然的家计策略逻辑，也是其社会机体中存在的自然现象。
然而这种现象却被定义为应该被清除消灭的“疾病”。其结果是，原本行为由自己负责的辍学者，被政策转化为教育领域的“钉子户”，成为敲政府竹杠、搭政策便车的一类人，用政府的“好心”要挟政府。
换言之，服务型政府的无限责任，导致政策对象将责任、权利和义务混为一谈，“公私边界”意识模糊不清。
四
本来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应该是家庭父母的责任。然而政府为了达到控辍目的，不断为少数人进行无原则的责任兜底，这就使控辍保学具有了讨价还价的博弈性特点，责任转移到包保干部身上。
上级用僵硬的辍学率指标进行监督，就相当于用静态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来办动态的事情，这只会产生大量的治理资源浪费和精力消耗，并对其他大多数群众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
极少数不接受义务教育的群体反而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这也严重破坏了政策的公共性、整体性和政治性。
政府服务下乡，关键在于社会的配合。如果不解决社会配合的问题，就会招致政府进行政策兜底、干部代替群众、社会没有主体性、国家意志和目标难以社会化的政策执行后果。
因此，“一个都不能少”实际上是否现实且完全有必要？在达致这一目的同时又该如何维护对他人的公平？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