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信息报讯：近日各地陆续发布的七普数据显示，“千万人口俱乐部”正在扩容，但“2000万人口俱乐部”仍是极少数城市的圈子。
　　26日发布的四川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达到2093.8万人，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了约581.9万人。成都也成为继重庆（3205万）、上海（2487万）、北京（2189万）之后我国第四个人口超2000万的城市。
　　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对成都的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日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从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深入解读成都2000万人口背后的城市政治经济学。
　　邓智团认为，在全国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的大趋势下，成都常住人口破2000万体现了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承载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巨大潜能。参照国内外城市的发展路径，邓智团预判，未来成都城市形态将由单中心城市向多中心大都市区发展，中心城区控制人口密度、布局高端服务业、提升生活品质，新区继续集聚人口，发展相对完善的城市功能。城市作为有机体将呈现空间合理、动态弹性的特点。
　　2000万进入全球城市序列的硬性指标？
　　在许多人看来，2000万是中国城市进入全球城市序列的一个硬性指标，哪座城市先达标就意味着抢占先机。在邓智团看来，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在城市经济学里，特别是西方主流观点，衡量一座城市是否有竞争力、是否繁荣最关键的数据是人口是否增长。”
　　邓智团指出，城市发展的关键逻辑点首先是人，这是城市发展最直观的表征。城市发展是“人”的发展，是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共同增长，或者是创新人才、技能人才、产业工人、低端产业从业人员及非劳动就业人口的协同增长。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区域发展实际来看，由一个中心城市或多个中心城市构成的城市群，成为承载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人口等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是带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力量，在同一个经济体中，这样的空间承载形式里人口和经济总量几乎是呈正相关的。如美国以纽约为中心城市的东海岸城市群，以占美国1.5%的土地承载了美国约20%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日本以东京为中心城市的首都圈，以占日本6%的土地承载了日本30%的人口和更高比例的经济总量；我国以上海为中心城市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及以香港、广州和深圳为中心城市的粤港澳大湾区等亦是如此。
　　但“2000万人口俱乐部”并非一个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指标，邓智团指出，当市区人口超过1000万时就是我国定义的“超大城市”，2000万却少见专门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外城市相比，我国的城市是城市-区域的概念，在讨论一个城市人口规模总量时，事实上也包括了大量居住在市域郊区区县城镇中的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导致城市人口规模被人为放大。
　　“在这一意义上，应当结合城镇化率、新增人口来源等数据，准确认识成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以支撑城市规划。”邓智团表示，对比前三个人口超2000万的城市，上海的人口结构比重庆的人口结构更值得成都参考，其城市形态也更值得成都学习。2000万看似是一个庞大的数据，但还要看成都中心城区聚集人口数量，如果按照上海89.3%的城镇化率作参考，成都仍然处于城镇化发展的攀升期。如果仅因2000万这一数字就采取调控政策，将导致城市发展的低效率，甚至导致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大城市“补偿式”发展现象的再次出现。
　　城市两大战略空间不能用单一政策来管理那么，继续城镇化进程的成都，应当以怎样的战略空间去承载人口？“以前把大城市当一个点，现在大都市区是一个面，换句话说，城市应当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邓智团表示。
　　他以伦敦为例，20世纪中叶，为了防止伦敦城无限制膨胀，英国制定《绿带法》并在其外围规划布置了9座新城，不仅推动了伦敦大都市经济圈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伦敦-伯明翰大都市经济带的形成，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向外扩散。
　　上海的模式也相当具有参考性。它的主城区明确定位为全球城市功能的核心承载区，既链接全球网络又服务整个市域，9个主城副中心的定位则是面向所在区域的公共活动中心，同时承担面向市域或面向国际的特定职能。上海在66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或主城区之外，布局了嘉定、松江、青浦、南桥、南汇五个新城，上海最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这五个郊区新城将向“新的城市”转变。也就是说，虽然并非行政意义上的城市，但这五个新城将在功能上具备相对主城区的独立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权责利的统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在更高水平上相对完整。更重要的是，它们不再依托主城区，相反还将分担城市的节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