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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5117次通向高考

时间:2021/6/23 6:25:35 点击:

        中国都市信息报讯:到了6月,大杨树镇还未真正进入夏天。月初下了几场雨,夜晚气温降到接近0℃。王全友又生起了炉子,他家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平房里,冷空气轻易就穿透墙壁。儿子就要高考,他必须集中精神,确保一切意外不会发生。

  凌晨3点,大杨树的天就大亮起来。这里与中国最北端只差3个纬度,属于大兴安岭与嫩江平原的过渡地带。镇子被森林和农场包围,是方圆百里内最大的人口聚居地,离最近的“大城市”齐齐哈尔也有350公里。

  地理屏障隔离出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大杨树镇始终保持着那种远离工业社会的、不紧不慢的运转节奏。这个时节,等到太阳到了头顶,一天的生活才正式开始。一年10个月的农闲里,人们打发时间的方式通常可以归纳为三种:唠嗑、打牌,以及喝酒。

  一年中,大概只有高考前后,镇子才会与全国保持同频。这里的紧张气氛,与最发达的地区相比,也没有太多不同。

  这几天,王全友把闹钟调早了半小时,以便去早市买到更新鲜的蔬菜。市场里的牛、羊、鱼肉,药店里几款号称具有“强脑安神”功效的口服液,销量都有了小幅上升。高考不仅是考生家长的大事,广场舞大妈也自觉把音量调低,在宝贵的凉爽夏夜,聚会提前一个小时结束。

  6月6日,所有的紧张和期待都在一场仪式中达到了顶峰。因为高考考点必须设置在旗(县)政府所在地,大杨树考生每年都要到135公里外的阿里河镇参加高考。从2003年开始,哈尔滨铁路局(现哈尔滨铁路局集团公司)开通了“高考专列”,乘专列赴考已经成了大杨树考生们的传统。

  很长一段时间,铁路都是大杨树连接外界的“脐带”。大兴安岭深处的木材,通过火车运往全国各地,为这个边陲之地带来了兴旺。2015年天然林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后,林业萧条,教育几乎成了下一代唯一的出路。

  上午9点45分,汽笛声响起,孩子们要出发了。他们和父辈一样,想要通过这段铁路,寻找改变命运的可能。

  大杨树

  在大杨树,高考专列开行是一年一度的大事。

  今年镇上一共354名高中毕业生,除去邻旗的几十名考生需要回原籍考试外,几乎所有当地考生都来到了火车站前集合,等待乘车。

  车站还保持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进站口的木门半年前才被换掉,取票需要到人工窗口,车票还在使用旧版的粉红色样式。

  在缓慢的日子里,这天也是小镇为数不多与外界接轨的机会。各路记者来到现场,提着话筒在人群中寻找采访对象,无人机在头顶嗡嗡作响。当地的社工组织也早早赶来,他们多是退休职工,举着旗帜站在场边等待求助。

  学生都轻装简行,整个过程下来,社工们并没有帮到太多忙,但每个人都咧嘴笑着,他们很多人的子女也曾坐过这趟车。

  6月6日是个吉利日子,镇上有人结婚,不时响起鞭炮声,让当天更像个节日。人群中,一对鄂伦春族母子分外醒目,儿子高考,他们换上了“只有在像篝火节这样重要日子才会穿”的民族服饰。

  一位皮肤黝黑的父亲,穿着一件米色风衣,纽扣规矩地系好,里面搭上酒红色的衬衫,看起来与这个季节并不协调。这是他最拿得出手的行头,“毕竟是大事,得重视”。

  开始进站了,进站口前立了一个红色的拱门,上面印着“状元门”三个鎏金大字,考生们排着队,依次穿过。

  “鲤鱼跳龙门呐。”一位围观居民感叹。

  站前广场外,警察拉起警戒线。没有随车的家长踮起脚,注视着人群中的孩子,时而招手。有小孩钻进警戒线内,举着手机拍照。没有疫情的年份,这里还会响起热闹的锣鼓声,当地组织锣鼓队,为考生们壮行。

  现场很多人不一定知道,3000公里外的安徽省毛坦厂镇,另一场送考仪式也在进行,因为声势浩大,每年都能挤上当天的热门新闻榜。相比之下,为272名考生送考,场面不算大。但至少在近几年,大杨树送考家长的心情,与毛坦厂的家长没什么不同。

  毕竟,在大杨树,高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重要过。

  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以下简称“鄂旗”),大杨树是少数以汉语命名的乡镇之一。这意味着它的年轻,与那些有着古老的鄂伦春语地名的城镇不同,它是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建设的时代产物。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形成了大杨树独特的管理体制。除了地方政府,镇上还有林业局、农场管理局(下称农管局)、农工商联合公司、铁路四个相互独立的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电视台,甚至司法机构。

  镇里6.9万人口中,4个系统的职工(包括离退休职工)加一起,占了接近两万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们都是被羡慕的对象。

  “以前都说‘林老大’,开支(工资)挺高,老了也接着开。”一位送考的大杨树林业局职工说,“在我们这儿,谁都知道林业是最好的工作。”

  他那代林业子弟,大多是接父母的班,“填个表就成了正式职工”。再往后,又流行“内招”,只要是系统内的孩子,总会找到解决饭碗的渠道。

  那时大家不用为子女的出路发愁,高考成绩好与坏,读了专科或者本科,都不影响孩子们沿着自己走过的路,复制出相似的人生。

  近几年,作为全国少有的“政企合一”区域,东北的林区和垦区也最终迎来了改革,大杨树包含其中。农管局改制为农垦集团公司,工作不再是铁饭碗。林业局在全面禁伐后,招聘人数逐年缩减,工作“含金量”也大不如前。

  “上班的不如种地的。”那位林业局职工笑着说。

  他站在警戒线外,盯着孩子的背影。高中三年,他都在镇上陪读。他清楚,未来两天的考试,才会真正影响孩子的人生。

  铁路

  大杨树镇沿铁路而建,呈西北-东南走向。镇子的主街长5公里,往西北走到头,就进入了大兴安岭林海,山下生长着连片的白桦林,往上是笔直的樟子松。街道另一端是波浪状的平原,垦出的地垄呈现出规律的纹理,随着山势起伏。

  镇子外,甘河静静流淌,河水冰凉。早晚时分,森林里会升起薄雾,空气带着松香的味道。即使在好天气,街上的车辆也不多,偶尔有“四轮子”(拖拉机)慢悠悠地驶过。或许是太过安静,也可能是太空旷,在镇上任何地方,都能听到火车的汽笛声。

  生活在大杨树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声音。54年前,镇子还是个小村庄时,这条嫩林铁路(嫩江到漠河)就已经通车,它是最重要的林区铁路之一。

  大杨树站客运主任程显敏已经在这条线路上工作了30多年,他记得林业繁荣时期,一天有几十趟“木龙”(载满木材的火车)经过车站。那时林区物资匮乏,从外面驶来的火车,总会捎上柴米油盐、锅碗盆瓢等生活用品。

  再往后,镇子逐渐扩大,街道变了几次样。只有铁路还是老样子,没有电气化,也没有修复线,车站还是只有一个站台。几趟客运列车几十年如一日地按时停靠,然后离开,就连那些上下车的旅客,也经常是熟面孔。

  即便如此,铁路仍是大杨树与外界连接的重要方式。人们从这里上车,驶出森林和原野,可以抵达哈尔滨、大连,或者北京。

  王全友的儿子王飞虎喜欢看火车,有时和车窗边匆匆一瞥的旅客对视,他会猜想对方“来自哪个遥远的城市”——不管来自哪里,都是他想要去地方。

  他很少有坐火车的机会,现在在高考专列上,列车缓缓启动。在卧铺车厢,不一会儿就有同学躺下睡觉,他始终坐在车窗边的折叠椅上,注视着窗外。

  火车在河谷里行驶,一侧是甘河湿地,水系在草场里蜿蜒,水面倒映出蓝天。另一侧是山体,上面长满高大的松树,幽静深邃。这样的美景,就连包括王飞虎在内的当地孩子也难得一见——如没有高考专列,通往阿里河的客运列车,只有深夜才会路过这里。

  2003年高考专列开通之前,大杨树的考生需要提前两天,搭乘凌晨两点多的火车赴考。那时考生经常超过千人,列车上在此短暂停靠的乘客,会看到一幕怪异景象:半夜的大兴安岭小站上,挤满了学生,声音嘈杂,然后上车填满所有车厢。

  很多学生没有座位,只能一路站到阿里河,家长更不可能陪考。在这场全国性的竞争中,还未开考,他们就先“落后一步”。

  那年因为非典疫情,哈尔滨铁路局首次开通专列。利用从北京和大连开来的列车,抵达终点站加格达奇后的空档期,组成一趟临客,返回大杨树。只拉考生,在白天开行。

  “车厢一节红的,一节绿的,什么颜色都有。”程显敏回忆,那时专列还只是个交通工具,“先解决问题再说”。

  现在,19年过去了,当年的临客有了专属车次K5117,车身统一涂装成绿色,曾经的风扇升级成了空调。这些年,去阿里河的“交通工具”也多了起来,被当地人称作“高速”的111国道修好后,家长们更青睐开私家车短途旅行。

  但绝大多数同学还是选择了坐火车,有人觉得这是“师兄师姐们走过的路”,也有人把它理解为“毕业前的最后一次集体活动”。

  一路上,车厢被荷尔蒙笼罩,同学们大声说笑,来回串座,搭着肩互相问好。男生们下起了象棋,围观者不时拍下棋手的脑袋,提醒他又出了臭招。几个同学围在一起刷着手机,调侃谁的照片又上了新闻。

  逐渐地,车厢安静下来,有人拿出了笔记,小声背诵起了上面的单词或者公式。几个女生靠在一起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她们在车窗上贴上了“逢考必过,马到成功”的小饰品。

  王飞虎在车厢转了一圈,回到自己的折叠椅上,兀自笑了起来。

  “不坐高考专列,就感觉自己毕不了业。”

  阿里河

  6月6日一大早,王全友就开着他的二手车出发了,他要在儿子前赶到阿里河。

  一年前,他预定了阿里河的旅馆,每天350元。准确地说,那并不是旅馆,只是当地居民不住的空房子。如果订得晚,比如有家长在半年前才着手张罗,价格就会涨到500元左右,房子也会离考点远一些。平日里,镇上最豪华酒店,最贵的房间也不会超过200元。

  阿里河虽然是旗政府所在地,但人口没有大杨树多,考生也少。等候在考点外的家长,简单寒暄后,很快便熟络起来,他们大多都来自大杨树,用各自孩子的名字介绍自己。

  6月7日这天,鄂旗的最高气温升到了接近30℃,开始有了高考的感觉。考场外,办手机卡的摊位和一家整形机构支起两顶帐篷,提供一些塑料椅子。母亲们聚在这里,谈论的多是孩子的学习,还有未来的工作。

  有人担心自己孩子偏科,“有一科秃噜,成绩哇就下来了”,有人对谁家的孩子“分配”到了哪儿津津乐道。

  男人们站在树荫下,或者干脆就在太阳底下晒着。孩子是妈妈的事,他们似乎更愿意分析今年的收成,预测粮价的涨跌,或者中美关系的走向。但只要有人开了头,话题会立刻转移到孩子身上。

  “小家伙啥都不跟我说,咱也不知道孩子的想法。”一个男人笑着自嘲。他是个年轻的父亲,穿着T恤和牛仔裤,黝黑的皮肤和指甲里的泥土,证明着他庄稼人的身份。

  接着,男人就自责起来。他是大杨树邻镇人,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大杨树陪读,上面还有父母,“都靠我一人养活”。平日里,他待在屯子里守着田地,农闲时就开着四轮子“收铁”(回收废铁)。

  “我对孩子的学习关心太少了。”高考前,他向妻子了解孩子的模考成绩,得知在本科线附近徘徊。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初中毕业后父亲就让他下学,“想抱孙子”。现在,“孙子长大了,搞不好还是得种地。”

  说什么都来不及了。“考好了给你宰只羊”,他用自己的方式鼓励儿子。

  事实上,在不少家长眼里,种地也是一件不错的营生。

  大杨树镇的面积相当于一个中部县的大小,这里的田地用“垧”来计量,一垧相当于15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现在这代中年人的父辈,陆续从东北其他地区来到这里拓荒。开垦到哪里,田地的边界就在哪里,少的十几、二十垧,多则上百垧。

  这里雨水充沛,不用灌溉,肥沃的黑土地几乎是全国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方。庄稼种下,“喷点药就完事儿”,一年下来,“忙里忙外也就两个月的时间”。

  去年大豆涨价,一垧地净收入7000元左右。就算遇到坏年景,一垧地也能落下3500元的国家补贴。

  “只要有点儿地,整天除了喝就是玩。”一个在考场外等候的男人如此形容自己的生活,“镇上那些走道儿不利索的、坐轮椅的,都是喝酒喝的。”

  他似乎对这种状态不太满意,又无力走出。

  “咱们这代人能对付过去,下一代人咋办?”他看着考点的大门,声音低沉。

  有时候,让年轻人接班种地,也是件一厢情愿的事。那个年轻的父亲担心,现在的孩子没下过地,“种不好”,也不愿意当一个农民。

  他曾威胁过儿子,上不好学就回家种地。儿子告诉他,“只要把地给我,我马上给你卖了”。

  王全友没有参与这场讨论,他一直站在墙角,沉默着。他家只有17垧地,自己干了半辈子,勉强撑起了家庭,下半辈子的路,一眼就能望到头。

  他倾尽全力,希望孩子能有更多可能性。他和妻子都赶到阿里河陪考,面对儿子,他们努力保持从容,尽量露出笑容,但又不知道要说什么。

  这两天中午,王全友来到同一家餐馆。每天他都点三碗冷面,要份免费的咸菜,解决一家三口的午饭。

  二中

  在呼伦贝尔市,大杨树二中是仅有的一所公办乡镇高中。

  镇上很多人都能讲出这所学校的辉煌历史,那些故事总能与清华北大,以及另外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学名字联系起来。

  这里的升学率吸引着整个鄂旗,还有隔壁旗几个乡镇的生源。就算哪个班级出现了来自200公里外甘河林业局的同学,也不会有人为此感到惊讶。

  除了高中,镇上还有5所小学和4所初中。超过1万名在校生,让大杨树成为鄂旗当之无愧的教育中心。

  大杨树街上,“三蹦子”(三轮摩托车)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一共有1.2万多辆。它们统一刷成红色,再装上车棚,去镇子任何地方都是3元钱。这些“出租车司机”里,很多都是陪读的家长——做饭之外的时间里,这几乎是最灵活的生财之道。

  到了冬季,这里的天下午3点多就会黑透,二中的学生们要上7个小时的“夜间课”。换作其他东北小镇,这样的季节里,晚上7点后街上就很难见到行人。但在大杨树,每天晚上9点半晚自习下课时,二中门前那条路都会堵车,围满接学生的家长。

  一部分学生不会回家,而是要赶去上晚上10点到11点的补习班。在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里,这里可能是为数不多还在亮灯的地方。

  大杨树仅注册备案的校外培训机构就有19家。一座名叫“学府佳苑”的小区,底商的LED广告屏上,正滚动播放着“提分班”的热线电话。实际上,哪怕在镇上某条偏僻街道,也能找到挂着“××教育”招牌的补习机构。

  教育也带动了大杨树的房地产经济,几栋在建的新楼盘,都不约而同地选址在二中附近。陪读家长一般会在镇上买下,或者至少租下一套房子。离学校近的最紧俏,通暖气的楼房租金需要9000元一年,车库也可以住人,要8000元,7个月的供暖费通常要租户承担,7000元。

  只要离学校足够近,就连没暖气的平房也会抢手。王全友租住的平房,每年租金6000元,烧煤要3000元。若是普通年景,他一年能收入7.5万元,王飞虎补3门课,一年的补课费需要3.5万元,再加上一家人吃穿,剩下不多少。

  但是,每年只有秋收,卖了粮食后才能拿到现钱。他们往往先把田地抵押给银行,拿到贷款,把儿子补习班的钱交清,再用来年的粮款把贷款还上。

  在这个围绕着教育运转的镇子里,二中校长苗孔新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在大杨树做了十几年中学校长,开始在林业中学,那时的林中和二中还是旗鼓相当的对手。

  后来,很多南方城市的学校带着“安家费”“人才房”找上门,一些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和骨干任课老师一起“组团”出走。

  再后来,林中没落,高中部并入了二中。他刚调去二中,又遇到了生源问题,镇上每年中考前100名,会被市重点高中“掐尖”录取走,哪怕这部分学生要到500公里外的海拉尔或者牙克石念书。他的一位好朋友,女儿考上了呼和浩特的重点高中,离家近2000公里,“比上大学都远”。

  作为一所乡镇高中,师资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去年学校招聘物理教师,结果报名数不到3人,最终因为达不到开考条件半途而废。

  在学校里,苗孔新是那种让学生们“讨厌”的校长,上课时他经常突然面无表情地出现在窗外。下课时,看到调皮的孩子,他也会忍不住训上两句,“把聪明劲儿都用到学习上”。

  去年,有很多中小学都放了假,他坚持照常上课。有学生在网上发帖抱怨,他被叫去教委谈话,他理直气壮,“你们又没发通知让停课,怎么能随意放假”。

  “这边不比内地,我们节奏慢,生活过得安逸,学生们就没什么压力。”他知道学生都害怕自己,但又坚持那样做得对。

  得知学生们评价“校长很负责任”时,他有些惊讶,然后点了点头,笑着不断回味。

  他相信升学率是对孩子们最好的回报。去年,大杨树二中的本科上线率是72.2%,这个数据几乎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两倍。

  南方

  高考结束,学生们需要真正思考“去哪里”的时间到了。

  早有人盯上了这门生意。考试那两天,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成为考点外的焦点。他声称自己是一家停产厂子的车间主任,已经钻研高考志愿十几年,在现场推销志愿填报服务。

  在围观家长面前,他并没有着急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而是先谈起了一次南方之行的经历。

  “义乌为什么会成为国际物流中心?”他突然向家长们发问,然后扶了扶头上的鸭舌帽,上面印着清华大学的校徽。

  这似乎激起了围观者的兴趣,他变得有些兴奋起来,开始向家长们介绍自己在那里目睹的种种“奇观”。他努力解释自己对“南方”的理解,似乎要告诉大家,自己见过真正的南方,了解南方的运行逻辑。

  方法奏效了,有些家长频频点头,“人家是见过世面”。不多会儿,他手里的名片就分发完毕。

  多远才算南方?可能每个大杨树人都能给出不同的答案。

  有人觉得沈阳就算南方,有人觉得南方“至少要过了山海关”,还有人坚持有海的地方才能叫南方。

  有时候,“南方”只是他们想要探索世界的渴望。一个女生立志要考到郑州,她没去过这座城市,只是在地图上看到它纵横交错的交通网。

  王飞虎想去上海,因为它“最大、最繁华”。他去过最大的城市是齐齐哈尔,那是高三上学期,他起了荨麻疹,爸爸带着他去看病。

  “一进市区,我就看到了高楼。”现在提起这段经历,他仍然难掩激动,“我数了数,一共21层。”

  在很多家长眼里,“南方”意味着规则和希望。

  提起南方人,几乎每一个大杨树人都会承认,“人家就是比咱们这边人精明”。虽然“精明”时常会成为一种被他们嘲讽的特质,比如将它理解为“斤斤计较”,但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南方”,“学学人家怎么想”。

  王全友支持儿子报省外的大学,他答应儿子,即使考不上上海的大学,也会带他去上海看一看。

  那些从大杨树走向南方的孩子,最终也给家乡带来了回报。几个二中的毕业生,在南方读完大学后,又回到二中任教。曾经坐专列去高考的学生,如今成了火车站的售票员和站务员,为这趟列车服务。

  一群当年考到北京的学生,在牵线北京西城区与鄂旗的对口扶贫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高考过后,大杨树又恢复了宁静,二中校园的高三教学楼没有了读书声,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停留在了“1天”。一位毕业班班主任更新了微信签名:在电脑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准备迎接下一届学生。

  火车站的汽笛声还是会准时响起,大杨树站客运主任程显敏也恢复了重复且琐碎的工作。两个月多后,大学开学季就要到来。他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新面孔,他们从这里出发,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文中王全友、王飞虎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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