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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大学生的毕业季:相信教育能改变“被照顾”的命运

时间:2021/6/11 1:11:01 点击:

       周文晴喜欢刺绣,丝线勾勒出杜鹃和梅竹,蕾丝织出藤蔓。

  邬逸帆也喜欢中国风的美感,她曾看到过色彩,确信自己喜欢紫色汉服,她穿的交领上襦和花鸟裙分别是粉紫和偏橘的藕荷色。

  吴潇有双凤眼,瞳孔又大又圆,却是南京城墙砖的深灰色。她给自己挂上亮晶晶的珍珠耳环,水晶项链,穿着镶满水钻的细带凉鞋。

       中国都市信息报讯:5月19日,下过雨的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下称南京特师),天空是浅蓝色,教学楼是深红色,槐树冲刷出新绿,粉色的睡莲露出水面。三个视障女孩无法看见这些,但不妨碍她们精心打扮,融入这片斑斓的世界。

  夏天已至,三名女孩迎来了她们的毕业季。

  三人同班、同住一个宿舍,融进了健全学生组成的班级,成绩斐然。周文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成为该校应用心理专业录取的第一名视障生。邬逸帆高分通过了雅思考试,收到多所英国大学的录取资格。

  聚光灯照不到的暗处,吴潇还在奔波着面试。她似乎是不幸的那一个,考研报名时遭到陕西师范大学的拒绝,考过了教师资格,却无法通过体检认证。被失败围绕,吴潇心里仍攒着劲儿,一定要摆脱当盲人推拿师的命运。

  “我可不想大学白念了。”吴潇用大眼睛翻了个白眼。

  欲摆脱原有的命运

  本科阶段的课程都已结束,毕业论文只待答辩,日子悠闲起来。5月20日,同为视障的男孩邵磊从长春来玩,周文晴、邬逸帆和吴潇一番打扮之后,相携出校招待远方来的朋友。

  女孩们打扮得精致,手挽手向前走。盲杖收起后只有十几厘米长,用绳挂在手腕上。周文晴走在最前面,她残留着一点视野,成管状,比指甲盖还要小,但足以成为引路者。

  四人在学校会合后决定去附近的火锅店。那是一家视障学生常去的火锅店,服务员熟练地引导他们,帮助涮菜和分菜。

  火锅店人声鼎沸,四个二十岁出头的学生被气氛带动着,讨论起自己,以及未来。

  讲起考研经历,周文晴说在报名时多次与校方沟通,终于争取到盲文试卷。笔试获得高分打动了学校,最终得以录取,学校还向她承诺会提供无障碍设施。

  邬逸帆接过“无障碍”的话题,向邵磊介绍起南京一家博物馆的无障碍展厅。她说希望将来到英国深造融合教育,“抹平健全者与残障者之间的差距”。

  一些报道用“身残志坚”形容残障者的成功,女孩们都认为有些冒犯。“这里面是隐含歧视的。”周文晴说。

  “很多人讲的关爱,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俯视这个群体。”别人对视障者的固有看法,时常令吴潇感到刺痛。

  她提起前一天与朋友打车时,司机起初没发现她是视障者,调侃特殊教育专业学生“没有什么升学压力”。吴潇忍不住反驳,“视力障碍、听力障碍的学生也有对学历的追求”。司机这才反应过来,“你眼睛是不是不太好?”语气随即变得柔和,极力安慰,还劝她“以后还是要找个视力正常的来照顾你”。

  吴潇没再答话,“当时我有点难过,为什么视障人士一定要被照顾?”

  她们相信教育能改变“被照顾”的命运。周文晴说,教育能提供更高的平台,“选择也就越广。”邬逸帆心直口快,“它(教育)其实是一个挣脱桎梏、摆脱原有命运的过程。”

  原有的命运是什么?“做推拿或者安排好的、低收入的工作。”邬逸帆说,这是几个人的共识。

  邵磊是长春大学的大四学生,读的是针灸推拿学专业。许多同学不承认自己是“做推拿的”,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医。“既然读了本科,大家就想努力争取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对推拿专业的视障学生来说,不论学历是中专、大专还是本科,他们能考取的资格证书都是“盲医证”,即“盲人医疗按摩人员从事医疗按摩资格证书”。与真正的执业医师资格证相比,“盲医证”存在政策性的限定,因此即便医院愿意录用视障推拿职工,他们可开展的医疗业务也十分有限。而由于体检标准中包含视力检查,视障者几乎无法获得真正的执业医师资格证。

  天天去医院看眼睛

  1998年的腊月,黄卫娟抱着两个月大的周文晴去了北京。在同仁医院,小文晴被确诊为先天性视神经萎缩。

  回到徐州新沂的老家,黄卫娟心情低落,无心过年。“我和孩子爸爸都不近视,两个家族其他人眼睛也没问题。”她想起女儿刚出生时的眼睛,外观正常,瞳孔黑亮,眼白上连黄疸都没有。

  这双漂亮的眼睛,在周文晴出生20天时显露出了异常。当黄卫娟把卡片拿到周文晴眼前移动时,孩子毫无反应。

  有人劝黄卫娟,“这个孩子别要了”,这让她很生气,“自己家的孩子,怎么能说不要?”

  周文晴的视神经萎缩是进行性的,随着年龄增长情况更加严重。小时候,她仍有视野,黄卫娟说,为了尽可能保留女儿的视野,小家庭倾尽所有。

  回忆起童年,周文晴最多的印象是“天天去北京的医院看眼睛”,不去医院的日子,就在家配合父母“做各种各样刺激视神经的项目”。

  但周文晴的视力仍不可避免地走向恶化。父亲周德刚回忆,女儿三四岁时,视力最好,“我们单位有个篮球场,她可以自己在那儿骑小自行车”。他翻开相册,照片里的周文晴逐年长大,眼神也逐渐偏离镜头。

  五岁半到六岁的整整半年,周文晴在家人陪伴下住在北京,专注于康复训练。

  从北京回来后,黄卫娟打听到徐州有一位老中医擅长治眼病,她早出晚归,每天带着女儿坐火车往返新沂和徐州。“围着眼睛一圈,扎八根针,她咬着牙一声不吭。”

  另一条路

  2006年,八岁的周文晴进入徐州特殊教育学校,与聋生共同学习。“我女儿是比较聪慧的,反应特别快,一教就会。”但黄卫娟发现,女儿在这所学校的提升有限。

  两年后,周文晴进入南京市盲人学校(下称南京盲校)就读三年级。这所学校创建于1927年,是一所老牌名校。在周文晴入学的两年前,这所学校刚成为“江苏省盲人教育资源中心”,面向全省招生。

  在学校,周文晴学会了剪纸和插片。黄卫娟还保留着女儿作品的照片,她剪出了花纹复杂的猴子、老虎、燕子和梅花,还把小纸片折成三角形,一个垒一个,插出了白天鹅。

  邬逸帆也是2008年进入南京盲校,她是镇江人,先天弱视。“8岁之前视力都还好,只是比正常小孩稍微差一点,上课坐第一排就行。”据她回忆,上完一年级后,她的视网膜脱落了,修补手术后再次脱落,失去了挽救机会。

  进入南京盲校后,邬逸帆就读一年级。1997年出生的她,进入盲校时快11岁,她在小学阶段跳级三次,而周文晴上完五年级后,跳级直接上了初中,两个女孩成为同届同学。

  2014年初中毕业,两人面临选择。南京盲校没有设置高中,如果选择校内升学,只能进入中专,专业只有中医推拿。

  周文晴不愿意。“为什么盲生就只能走这条路?”她问母亲。这时黄卫娟才意识到,“女儿有独立的思想了”。

  周文晴和邬逸帆决定去青岛,就读青岛市盲校。这所建于1932年的学校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盲人普通高中。

  2015年,普通高考开始提供盲文试卷,视障学生多了一条出路。在这之前,视障学生只能通过每年三四月份的“单考单招”上大学,选择余地也有限,分别是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滨州医学院等学校的音乐、推拿等专业。

  2017年,周文晴和邬逸帆即将高中毕业时,两人一边参加“单考单招”,一边准备普通高考。她们注意到了南京特师,2017年,这所普通高校招生的专业是应用心理学。周文晴说,当时竞争激烈,有二十几个人参加单考单招考试,只提前录取了她们两个。

  2017年全国有6名视障学生参加了普通高考,其中包括同样是青岛盲校毕业的吴潇,她考了470分,超过二本线十几分,报考南京特师后,成为这所学校当年录取的第三个视障学生。

  吴潇幼年时就视力模糊,10岁被确诊为先天性青光眼,双目彻底失明,此后进入盲校学习。

  南京特师党委宣传部的杨黎珍告诉记者,这所高校是残疾人高等融合教育试点,招收视障学生已有多年。据介绍,南京特师将每年招到的一至三名视障考生插入普通班级,为他们提供无障碍设施,还购置了可以打印盲文的教学辅助设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记者,让残疾学生同班求学,而不再是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是国际范围内普遍认同的教育理念。我国近年来也在推进残疾学生同班求学,但残疾学生同班求学还面临观念和具体条件的障碍,从小学到大学均是如此。因此,给残疾学生无障碍求学环境,消除观念障碍和条件障碍,任重而道远,国家层面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中间地带

  2020年,南京特师视障学生、先天性视网膜发育不良的杨玉青考研初试成绩取得了404分,比国家线高出73分,最终被辽宁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硕士录取。

  这给三个女孩带来了新的启发。

  对于视障学生就读心理学,2003年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指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都属于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学生“可以不予录取的专业”。但近些年,不断有高校开始突破限制,招收视障学生就读心理学专业,但也有高校仍遵照老规定。

  录不录成了灰色地带,吴潇没能跨过这个地带。她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硕士,学校却拒绝让她考试,理由是“不具备条件提供便利”。

  周文晴要“幸运”得多。她最初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时,也曾一度遭到拒绝。周文晴据理力争,强调自己残存一些视力,能分清颜色,她还谈到了程序问题,“总要给我考试的机会,体检的事到时候再说。”她的坚持打动了招生老师,人大为她制作了盲文试卷。

  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周文晴奋力备考,早晨六点半就起床,常常学到晚上十一点才睡。

  令周文晴最吃力的是英语,由于盲文摸读速度慢,第一次做考研英语盲卷时,她花了八个小时才摸完。考试时,视障学生会多获得50%时间,英语考试时间为四个半小时。周文晴坚持训练,最终在考试时做完了卷子。

  邬逸帆遇到的问题也是盲文。在雅思考试的盲文卷上,每个字母即一个盲文字符。“遇到长的单词,一个单词就一行多。”三篇阅读题转换成盲文后有21页纸,她曾申请过电子试卷,但老旧的设备影响发挥。失败了几次后,她终于取得了6分的雅思成绩,这是大多数英国大学的分数线。

  “师傅”的追求

  私底下,三个女孩把视障者称呼为“师傅”。周文晴说,这个叫法来自盲人推拿师群体研究的文献,盲人统一称作“师傅”。吴潇还根据心理学的实验标准,把人群分为“真师傅、准师傅和非师傅”。“真师傅就是真的在做推拿的师傅,准师傅就是虽然看不见,但是像我们这样的,非师傅就是普通人。”

  在如今的推拿行业,“真师傅”也在追求更大的生意,更高的学历。

  “我们学的是中医,除了没有医师资格证,医学知识都是一样的。”在南京闹市区的一个中医馆,穿着白大褂的沈永浩说。

  沈永浩身形高大,瞳孔泛灰——这是和吴潇同样的青光眼。由于盲人无法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沈永浩无法申请开诊所,因此这家中医馆实际上就是按摩店,属于行医范围内的药理和针灸在这里也无法开展。

  中医馆三月份刚开业,用掉了沈永浩全部二十万的积蓄。周围按摩店林立,但沈永浩相信他的店有“核心竞争力”,即专业的中医训练。

  在苏州的盲校,沈永浩度过了义务教育阶段,之后加入江苏省盲人门球队,到了南京。此后,他认为年龄已稍大,要学门手艺,于是选择了南京盲校的三年制中专。

  中专教授全科的中医知识,包括推拿、针灸和药理。沈永浩考取了盲医证,但这个证书不足以令他进入正规的三甲医院。打工两年,依靠打工的积蓄和当运动员时期的奖金,他升级当了老板。

  中医馆开在写字楼的20层,店里有四五名视障员工,都是来兼职的盲校学生。电梯没有楼层语音提示,员工们用手机里的测距仪,丈量上升高度,从而判断所处楼层。

  中医馆共有两层,每层紧凑地隔出两个房间,楼梯狭窄陡峭,视障员工们平稳地游走在各个房间里。

  “你们对视障有些误解,严格的定义是矫正视力0.02以下都算视力障碍,像我就看得见一些。”一名戴黑框眼镜的员工双眼有神,几乎看不出有视力障碍,他一边说着话,手上的工作也没有停。

  柳暗与花明

  2018年,南京中医药大学(下称南中医)与南京盲校合作,成立的针灸推拿专业视障班正式招生,高逸豪是第一届就读的视障学生,目前正读大三。对于毕业后是成为“推拿师傅”,还是能升级成为医师,他其实并不清楚,“走一步看一步吧”。

  按照现在的体检标准,即使读完五年制中医本科,他们也面临着执业的问题。在注册医师执业证书之前的健康检查项目中,包含视力、矫正视力和其他眼疾的检查,视障人群几乎无法通过。

  与这些想要成为医生,却遭遇挫折的“真师傅”一样,吴潇虽然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但同样折戟体检关。

  从报名开始,她就提心吊胆。多番沟通后,组织方才同意她参加考试,找人给她读题目、代写答案。她通过了所有笔试和面试,但去医院体检认定教师资格时,却得到了坏消息。“医生和我说,‘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出于同情心,我也很愿意给你合格,但是标准在这里,我也没有办法’。”

  医生说的标准,是指教师资格认定的视力要求。

  遭遇一连串挫败后,吴潇曾经沮丧地认为,她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准师傅”了。

  沮丧没有持续太久。最近,这个爱笑的女孩“击败”了其余十几个健全人,入围了一家科技企业的最终面试。“本以为这是专为视障者设立的岗位,面试时才发现除了我自己,其余都是健全人,一瞬间感到非常开心。”

  与自己和解

  “作为视障者,我从小到大遇到了很多本不应该遇到的困难,所以未来,我更想抹平健全者和残疾人之间的差距,推广融合教育。”这是邬逸帆的目标。

  作为家中独女,邬逸帆在父母的担心和呵护中长大,对于独自前往英国留学,她父母虽然担心,却又劝不动她。“我爸妈一直认为推拿更稳定,还想让残联帮我找工作。”她之后劝服了父母:推拿师傅虽然收入高,但容易关节磨损,老了不好受,而在残联,她最可能做的岗位也就是电话客服,“我大学不白念啦?”

  激励邬逸帆出国读书的是曾被媒体报道过的满林锦。一年前,欧洲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这个视障女孩坐了一天一夜的飞机,独自抵达伦敦。她是辽宁省第一个通过普通高考上大学的视障学生,也是第一个前往英国读研的视障学生。

  在全英文环境下,满林锦曾经为了学业着急上火,牙齿发炎。但慢慢地,她跟上了步伐。随着融合教育理念的深入学习,她感触最深的,是对残障身份的自我认同。过去,她是个好强的学生,逼迫自己,只为不落在健全人后面,而现在,她的心态变得佛系。“我不能做的事情,不是因为能力不行,而是有的时候周围的环境没法给我支持,我才做不了的。”

  她说,将抹平障碍的责任交给社会,自己心里也会轻松很多。

  周文晴把自己认同为“少数群体”——只是与多数群体有所不同。

  在周文晴的提议下,三个女孩曾搀扶着从南京坐火车来到北京,只为拜师学播音。“其实很方便。”她提前预约了重点旅客服务,就有列车员在接她们进出车站,到了北京的地铁上,她们出示了残疾证,就有志愿者把她们送到地铁上,到站了也会有人接她们下来。

  “看不到本身不是自己的问题,视障者也可以尝试很多事情,当然了,开车除外。”周文晴笑起来,双眼弯成月牙的形状。

  新京报记者 苑苏文 实习生 何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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