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这既是对我国城市快速发展背景下关于“城镇化和逆城镇化”基本原理的科学表述，也是就推进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做出的新的战略设计。

　　城市化是指农业性的环境、资源、人口、财产、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的现代化进程。城市在任何时代都代表着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人文精神的最高发展水平，这是现代城市化进程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势如破竹、所向披靡、高歌猛进、席卷全球的根源。在当今世界以“大都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和资源的过度集聚直接提高了城市生活成本、不同程度损害了“过更好的生活”的城市本质，因而在一些阶段和一些局部出现了人口和资源从城市到农村的逆向流动。作为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和调节，逆城市化十分自然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就中国而言，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大城市和部分中等城市的“城市病”进入集中爆发期，另一方面则由于持续多年的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建设等极大地改善了农业地区的基础设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公共服务等，因而在大城市周边和一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农村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符合城市化基本原理和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规律。

　　但人们之所以愿意离开繁华和舒适的都市回到农村，不仅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内在机制也是及其复杂的。其中，既有我国大城市在前一个时期由于“城市大跃进”而导致的规模失控、结构失调、功能紊乱等现实问题，有市民对世界、对人生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再认识和再选择，同时也切实表明了我国农村的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已得到长足进步，显示出国家和社会近年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均等化、全面脱贫、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和作为正在取得实效，因而才可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一个新的家园。

　　无论从世界城市化的总体格局和历史进程看，还是就我国目前的逆城市化的体量和程度而言，我国的逆城市化现象只是新型城镇化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根本上不可能取代“城市化”这个当今世界和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然而，当下却出现了一种刻意拔高、扩大、美化农村，甚至以此来贬低城市、否定城市化的言论和做法，仅看到了城乡之间在人口迁移、资源分配、生活质量等方面依然比较突出的差距和矛盾，并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城市，却没有看到大城市在更高的历史层面为综合解决城乡矛盾、带动农业地区发展提供的重要理论资源与先进实践框架。如以先进的经济要素与生产方式为学习、模仿、追求的对象，大都市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小城市经济、乡村经济的升级换代与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如作为人类文明与文化实践最高成果的都市文化，在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现代转换，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促使城乡文化形成良性循环等方面，也一直承担着主导性的作用。

　　因此，这些片面夸大“逆城市化”的言论和方略，不仅在理论上是非常片面的，一旦进入社会和实践领域，也是相当有害的。（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